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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堂食十多天，郑州人颇为喜爱的热干面“满血”复活了吗？
河南商报记者 韩忠林 刘鹤洋/文 左冬辰/图
今年3月初，河南商报曾关注了郑州餐饮界“巨头”之一热干面店复工情况。彼时，各行各业复工不久，加上一些市民对贴有“武汉”标签事物的敏感，导致不少热干面店生意不理想，甚至有店铺恢复营业第一天，一单生意没做成。
时隔将近一个月，武汉疫情缓解，郑州也恢复了堂食，这些热干面店有没有“满血”复活呢？
3月31日，郑州市一家恢复营业的热干面店。
女友要吃热干面，他排队20分钟购买
郑州高新区市民付先生和女朋友一道，前往位于惠济区的宜家逛街。一上午下来，两人又累又饿，准备找个地方补充下能量。
在女朋友主张下，两人来到丰乐路与兴隆铺路交叉口附近，准备在这里的一家“九头鸟热干面”店用餐。
“你看我这体型就知道，我一般不挑食。”付先生打趣说，上到大鱼配大肉，下到馒头配稀饭，自己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热干面在他看来只是众多充饥食物之一。“没办法，谁让咱有个爱吃热干面的媳妇儿呢。”付先生说，当天女友提出吃热干面后，他一口答应。因为自己上次吃热干面还是在去年。“这么久没吃，尝尝也挺美滋滋的。”
付先生说，刚到这家店的场景，让他印象特别深刻，明明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还有不少人在排队，“这家店除了热干面还有凉皮、肉夹馍等小吃，但我看大部分买的都是热干面”。
付先生查了下自己的支付宝记录，他付款时间是下午3点半。他告诉河南商报记者，为了吃上那顿热干面，他排了20分钟队。
“我当时看人多，想去旁边吃丸子汤，可女朋友不同意。”为了爱情，付先生只能乖乖排队。
3月初还心存芥蒂的他，如今已经吃了四五次热干面
河南商报记者回访郑州一些热干面爱好者发现，虽然2月底复工初期，一些人对贴有武汉、湖北标签的热干面有一些心理隔阂，但现在他们中的多数已经转变想法，能够更加理性看待热干面。
郑州的苏先生是热干面的骨灰级爱好者，这次的疫情不仅没有阻挡他对热干面的喜爱，反而让他学会了热干面制作手艺。
郑州大街小巷的热干面，苏先生基本上尝试了一遍，哪里的好吃、哪里的更像湖北的口味，他都熟记于心。“我在南三环住，没事的时候会开着车来纬五路这家店吃热干面，这家的味道更传统。”
3月31日，郑州市一家恢复营业的热干面店，店员在制作餐品。
说起来疫情对热干面的影响，苏先生不以为然：“要理性思考，不要给食物打标签，热干面只是武汉的一种风味，面也不是武汉来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忧，而且热干面这么好的美食，经济实惠，为什么要辜负呢？”
“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明白，但就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在今年3月初的采访中，市民朱先生跟河南商报记者开玩笑说，自己往年购买热干面都挑正宗的，那段时间却挑“不正宗”的。目的是想要避免与武汉的交集。不过，如今他的想法改变了，自从恢复堂食以来，他已经吃了四五次热干面。“现在想想，自己当时挺可笑的，自我防护有点过度了。”
不过也有一些市民仍然保持着慎重的态度。例如家住惠济区的韩先生，曾经在武汉读过书，非常喜欢热干面。最近这段时间，他想吃热干面，会购买面条、配料，回家自己做。“也不是针对热干面，现在所有外面的饭店我都是尽量不去，也不点外卖，毕竟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生意已经起色，但没有恢复正常水平
既然不少市民对热干面心理上的隔阂已经消失，那么郑州热干面店的生意如何呢？
3月31日，河南商报记者来到郑州经一路与丰产路交叉口附近一家武汉热干面夫妻店。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先后有37名顾客进店用餐，其中有6名打包带走，与周边的小笼包店、炒面店等相比，这家店的生意还算不错。
“来我们店吃的，大部分都是在周边工作的。”该店老板李明（化名）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虽然目前生意还算可以，但与往年相比，还是稍显冷清。
李明说，客流量较往年有一点减少，但是经营成本却有所增加，为了减少开支，以前打包免费送的餐盒，今年开始收费了。“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选择用袋子，这样就可以省一点。”
在今年3月初的报道中，河南商报曾关注了郑州经五路沿线一家武汉热干面店。当时，店铺老板王先生告诉河南商报记者，3月4日恢复营业第一天，他一单生意没做成。那么20多天过去了，他店里的生意有没有起色呢？
郑州市，一家恢复营业的热干面店，店内储备的食材。
“我店里的生意恢复的七七八八了。”王先生说，因为面食不适合外卖，所以自己的经营重点一直没放在外卖上，刚恢复营业那些天，只能做外卖，所以生意不是很理想。但自从郑州恢复堂食以后，店里的生意好了很多。现在一天下来，光热干面能卖八九十份。
位于花园路某商场内的一家连锁热干面店生意稍有起色。3月31日傍晚，河南商报记者对该连锁热干面店进行了探访。
该店工作人员称，从2月25日恢复营业以来，每天都能接到相应的外卖订单，但是相比较平时下降了一半以上。
“现在恢复堂食有几天了，商场人流量虽然差强人意，但是也有一点改善吧。”该店工作人员说。
在河南商报记者探访的一个小时里，有7波客人前来消费，其中除了来逛商场的消费者，还有化妆品柜台的柜姐，大多数前来的顾客选择了堂食。
有热干面店老板表示，恢复堂食前生意就已经开始好转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自家店铺生意好转，主要应该归功于郑州恢复堂食。然而，也有一些热干面店恢复堂食前，生意就已经好转，甚至还出现了“小高峰”。
上述丰乐路与兴隆铺路交叉口附近九头鸟热干面店老板吴星（化名）告诉河南商报记者，前些天只能送外卖时，店铺一天能接到100多单。“跟平常一天得销量差不多。”
“恢复堂食后，开门营业的饭店越来越多，我们的销量稍微降低了一些，但随着疫情缓解，很快应该就就会好转。”吴星说，恢复堂食对生意有很大帮助，付先生所看到的排队场景，隔三差五会在店里出现。
而李明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自家热干面店复工1个月左右，恢复堂食十多天。除了复工头几天，生意一直都凑合。“恢复堂食后，外卖订单少了一些，但来店里吃的增加了很多，总体还是向好的。”
“我觉得热干面最主要就是经济实惠，量比较大，很多人能吃饱，适合上班族。”李明表示，热干面店的生意，是与周边复工、复产情况有直接关系，应该很快就能恢复往年的水平。
从长达一个月无法经营到恢复营业，从只能做外卖到恢复堂食，郑州的热干面店经历了生意的起伏，
“到了下个月，我们这家店刚好两年了，收入跟打工差不多，还相对自由些。”陈先生夫妇在金水区经三路附近经营一家热干面门面店，
3月31日，郑州市一家贴出“转让”告示但仍未有人接手的热干面店。
生意受到疫情冲击在所难免，不过夫妻俩正打算借这个契机来点变化。
“我们一直没上外卖。”陈先生称，他们原本想把店转让出去，但又觉得可惜，所以正准备向寻思着向外卖领域靠拢。
（编辑 张惟一 施尚景）
为什么称湖北人为“九头鸟”，是褒义还是贬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将“九头鸟”和湖北人联系在一起，一提到湖北人，即便是不熟悉湖北的外省人也会说上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但要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俗语意味着什么，就连湖北人自己也说不清，是褒扬湖北人的精明干练，还是贬低荆楚人的狡猾奸诈？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作“九头鸟”？
九头鸟的由来和形象变迁在如今的主流观点中，九头鸟起源于先秦时期楚人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关于九凤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九凤即为九头鸟的本源。
作为湖北人祖先的楚人，有着强烈的崇凤情结，楚人始祖祝融也被认为是凤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记载：“其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五彩斑斓的凤）”，由此可见，楚人崇凤，是源自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一种民族风尚。
例如，屈原的《离骚》中写到：“凤凰纷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论语·微子》中，也有将孔子比作凤的描述：“凤兮凤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有楚庄公将自己比作鸟，立志“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但在秦汉大一统后，湖北人的身份从楚国人变成“中国人”，崇凤的文化失去了民族土壤，九头鸟与“九头凤”这样的神鸟概念相剥离，变成了“怪鸟”，“坏鸟”。
失去了神性的九头鸟，在秦汉后被人认为是不祥之鸟。例如，南梁宗懔（lǐn）《荆楚时岁记》中说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牀（chuáng）打户、捩（liè）狗耳、灭灯烛以禳之。”《隋书·五行志》记载：“后齐孝昭帝即位之后，有雉飞上御座。中大同元年，又有鸟止于后园，其色赤，形似鸭，而有九头，其年帝崩。”
明代绘本中的九头鸟形象
唐宋之后，不详的九头鸟最终演变成可以摄人心魄的鬼怪邪神。例如，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到：“鬼车，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宋代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说到：“身圆如箕，十脰（dòu ，脖子）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
湖北人和九头鸟的渊源虽然先秦时期，楚人就有崇拜“九头凤”的传统，但真正将九头鸟和湖北人联系起来，却是明代之后的事情。
最常见的说法则和张居正有关。明代神宗时期，吏治败坏，百姓怨声载道，为革除弊端，首辅张居正向皇帝推荐了九个监察御史，而这九个人都是湖北人，那些受到他们整饬的贪官污吏对他们恨之入骨，于是就骂他们“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当然也有说法是，百姓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来歌颂湖北官员的精明能干和刚正不阿，这也体现人们关于这句俗语在褒贬上认知差异。
绘本中的张居正形象
事实上，九头鸟俗语起源于张居正改革并没有留下明确的史籍记载，是一种类似于民间传说的存在，在后世被应用。而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的，最早关于“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记述来自于清末的笔记汇编《清稗类钞》：“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清末时期的武汉
由此可见，至早从清末开始，就已经有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俗语，并且带有明确的贬义，这也恰好和“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呼应。
进入民国后，在奸诈狡猾之上又增加了刁蛮好斗的成分。例如民国学者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写到：“至汉口南北，所谓中华部分，居住有狂躁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一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民国时期的武汉
又如蒋介石在1932年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时说到：“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奸，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的很！”
民国时期的武汉
林语堂和蒋介石的说法虽有些地图炮，但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湖北人的给大家的映像并不是很好。那么，湖北人是怎么变成他们口中的“奸诈狡猾”之人的？
人地矛盾对湖北人性格的影响元末明初，湖北在长期的战乱后十室九空，民生凋敝。为恢复生产，明政府开启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即“江西填湖广”。
随着移民和人口增殖，到清朝中期，江汉平原的人口已经暴增至1800余万。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大规模的围埦筑堤，将原来的河滩湖泊变成耕地，加剧了江汉地区的人地矛盾。而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也使得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人们为了获得土地和生存空间，互相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激烈。
江汉平原
而江汉平原作为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最频繁的地区，成为各种矛盾的最显著的地区。
频繁的洪水不仅会冲回农田，也会为人们带来新的滩涂和沃土，但因为制度和技术的限制，使得政府的土地登记完全跟不上洪水所带来的土地变更，更无法为民间的土地矛盾作出另各方信服的处理。于是，每次洪灾过后，人们都会为确定地权和湖权的归属，而陷入激烈的民间冲突，最典型的手段便是家族械斗。
枝江市马羊洲上开垦的农田
除了械斗之外，诉讼也是当地人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清代以来，湖北人素有“健讼”的恶名，甚至为了赢得诉讼，不惜伪造证据，互相构陷，乾隆四十四年，湖北天门就发生了一起为争夺田地，儿子亲手杀死父亲栽赃他人的案例。
除了争夺地权湖权，为保护自己的田宅不受侵害，以邻为壑也是司空见惯之事，甚至在个别行动中，地方官也参与其中。例如咸丰十年的荆江洪水中，北岸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悍然向南岸开炮，阻止南岸兵丁百姓抗洪抢险，导致南岸堤坝率先溃堤，而北岸却在洪灾中得以保全。
荆江分洪区
明代刘基在《郁离子》中记录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一种鸟，长有一个身体和九个头，每当有食物时，八个头会相互争抢进食，互相攻击，毛血飞溅，不仅吃不到食物，九个头还因为互相争食而头破血流。刘基所描述的九头鸟莫不是身陷人地矛盾中的湖北人。
新时代背景下的九头鸟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湖北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往不好的文化习俗开始被摒弃。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和嘲讽变成了某种褒义。”
新时代背景下，九头鸟被赋予了开拓求强、意志坚定、智慧聪敏的积极意义。有的企业和产品以“九头鸟”冠名；有的报刊以“九头鸟”为专栏；有的人以“九头鸟”为名号。人们不再把九头鸟看做不详之鸟，而是接受九头鸟，将九头鸟当做新时代的吉祥之鸟，智慧之鸟。
某度地图中搜索“九头鸟”结果
而这种变化，在《辞海》的“九头鸟”词条中，有着鲜明体现。1936年版《辞海》中，九头鸟词条释意：“九头鸟亦名苍鸆（yú）；今喻狡猾之人为九头鸟”；1978年版《辞海》中，九头鸟词条释意：“传说中的妖鸟。后也以九头鸟比喻奸诈狡猾之人”；1999年版《辞海》中，九头鸟词条释意改为：“亦名‘苍鸆’、‘鬼车’，古代传说中的不详之鸟。后演化为迷信故事”，到这时，九头鸟已经不再具备“比喻奸诈狡猾之人”的功能。
“九头鸟”作为湖北人躲不开，抹不掉，挥不去的形象代名词，湖北人选择坦然接受和认可“九头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树立“九头鸟”的正面形象。于此同时，湖北人也不会回避九头鸟文化中的负面部分，正视九头鸟狡黠好斗的缺点，并以此为鉴，知耻而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传承湖北人的文化，弘扬湖北人的传统美德和人格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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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九头鸟词义演变的过程及原因.汪远胜
九头鸟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湖北人的瓜葛.任剑丽
从文化视角探讨九头鸟形象对湖北人形象塑造的价值.袁红,王英哲
“楚人崇凤”心理的民俗学释读，从“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起.田莉莉